第一讲 什么是政治
政治的重要性
教科书中经常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决定政治，但其实政治也决定着经济，政治与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互动或互相影响的关系。
1993年，经济学家奥尔森发表了一篇题为《独裁、民主与发展》的论文，他以中国近代军阀割据时期的历史为据，探讨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流寇统治状态。流寇统治对经济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流寇统治的最大问题是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激励机制，人们缺乏对未来的明确预期，也就会缺乏生产动力。因此，流寇统治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迅速下滑。长期内战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其中一部分是直接死于战争，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内战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其生产系统被迅速摧毁了，所以会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经过理性思考，坐寇发现这样的统治无法长期维持。于是将直接的抢劫掠夺改为按照一定的税率征税。与流寇统治相比，建立了起码的社会激励机制和规则，人们就有了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力，只需要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作为税收交给统治者。
坐寇统治仍然有它的问题。从逻辑上说，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坐寇会变得极其贪婪，甚至会极不理性。 比如，他可能会制定非常高的税率，甚至还采取变相的掠夺手段。第二个问题是每个统治者都会死，这就面临坐寇代际更替的问题。 假如统治者有生之年考虑要把位置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假定他能顺利传给下一代的话，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统治者是代际关系中的利他主义者吗？简单地说，这个统治者只考虑自己的现世享受呢，还是考虑“子孙后代江山永固”的问题？或许有统治者像关心自己的福利一样关心自己子女的福利，这样的统治者会更加深谋远虑和审慎节制。但是，大家都听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所以，只有把统治者的权力放到宪政民主的框架中，长期持续的繁荣才有保证。坐寇或统治者的权力受到制约，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宪政的简单理解就是“限政”，即限制政治权力。 我们经常将宪政和民主放到一起讲，两者确实息息相关，宪政是思想，民主是与其密切相关的方法，即由被统治者来决定谁可以统治大家。通过宪法和民主的方法来决定统治规则，才更有可能实现持久的繁荣。不过民主政体是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
关于为什么英国相对于法国更早开始工业革命，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中提出了一个猜想：英国的宪政制度倾向于保护个人财产，而法国君主权力过大缺乏制约，更容易侵犯民众的财产权。1688年，英国就基本确立了宪政体制，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最终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诺思还制作了一个穷国和富国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正增长年份比率的表格，并观察到了三个特征：
- 在经济增长的年份，穷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富国；
- 穷国经济增长年份的比率却远远低于富国；
- 在经济衰退的年份，穷国的经济衰退率也高于富国。
穷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不稳定不连续。所以诺思认为，穷国经济增长困境的根源在于难以构建有效的社会秩序，而这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两项研究都证明了政治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句话后来被称为国家问题的“诺思悖论”。
中国人的政治观
政治二字在中国古代其实各有含义，“政“指政事、政权、国家的制度和秩序、社会道德规范。”治“原为古代水名，由于水利管理对古代农业生产极为重要，是主要的政府事务。治”就被引申为“治水”“治理”“整治”的意思。
在中国古代，“政治”有几层含义。一是指政事得到了治理，二是政事治理本身，三是治理国家所实行的措施。政治最通用的理解是指君主及其大臣统治国家和治理社会的活动。这也更符合现代政治学常用的表述方式。
到了近代，政治的概念已经与英文中“politics”的含义接近。1903年《新尔雅》中政治词条为，“成国家政治之中枢机关谓之统治机关，统治机关之运营谓之政治。确定表明政治之理想者谓之立法，实行政治之理想者谓之行政”。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中对政治的解释通俗简洁：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共和国时期，教材受苏联教材影响，对政治的概念解释晦涩拗口：
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这段的话解读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政治的根源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二是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政治的基本特性；三是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所以国家政权是政治权力的根本问题，任何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都必须掌握对国家或社会的最高统治权。后两点决定了共产党的斗争性。
孔子与韩非政治观的分野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流派是儒家和法家。
儒家更多地从伦理角度来理解政治，强调政治的伦理观或政治的道德观。政治本身就包含了端正、正直和正确的意思，这是孔子的重要立场。从现代政治学眼光看，孔子认为，政府是社会的道德榜样，统治者更应该是道德圣人。这和柏拉图哲人王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有这样的看法：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学说中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修身”被放在首位。孔子追求的人生境界则是“内圣外王”。
对孔子的政治观有两方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孔子过度地强调政治的道德性和伦理性，倡导道德约束，主张个人自律，这些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制度和法治的手段，靠道德约束就无法实现预期中的治理状态。另一方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治理，仅仅依靠制度约束是不行的，制度无法覆盖到所有领域，所以同时需要依赖于人们的德行与操守，或者叫道德情操。这一观点，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亦有体现，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繁荣不仅依赖于自利的动机，而且同样依赖于人们的美德。如果追溯西方传统，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凡是带有民主共和色彩的社会，其繁荣或多或少都跟上层阶级的德行有关。如果一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没有好的德行，即便制度优良，这个制度很快就会被腐蚀掉。
法家的政治观与儒家完全不同，其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完全不像孔子那样用比较理想的观点看待政治。韩非说：“国者，君之车也。”他把整个国家视为国君的一个工具，目的不过是为了实现君主的欲望与抱负。韩非还说：上古兢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秉承的是实力至上，冷血实用。
韩非为国君提出了一条近似于近现代工商组织的管理哲学，即组织管理要讲究赏罚分明。韩非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有的统治和政事都要围绕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这种观点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性自利的论述。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已阐述了“经济人”假设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在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经济人假设被提出以后，他们倾向于认为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可能由于自利而胡作非为，所以有必要对政治权力和掌权者进行约束。而韩非与西方传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更多地是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阐述的是君主如何巧妙地利用法、术、势来进行有效统治的学说。基于这种人性论，韩非整体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与孔子的道德政治观区别很大。虽然韩非洞悉人性之自私利己，但是为了向君主推销自己的学说，他并不准备也无法将君主加入到受约束的行列，而是将各种方法论指向君主治下的臣民，运用帝王权术牵制士大夫阶层，刑法奖赏用以压制激励民众。
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
政治”这个古希腊词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最初含义是城堡或卫城的意思。在古希腊，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acropolis)，简称为“波里”(polis)。在古希腊城邦国家形成以后，“波里”就成为城邦的代名词。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是城邦公民参与的统治和管理活动。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包含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最高法院、陶片放逐法、支薪制度等政治机构和制度安排。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而不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不是指一片地方，而是指一批人，正是城邦将其中的人们联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因而有着强烈的共和主义色彩。古希腊政治传统强调的是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
而对今天的公民来说，他可以选择参与公共事务，又可以选择不参与。在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传统中，公民个人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原子，是否介入公共事务则取决于公民的个人选择。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就发现了类似的传统，他称之为“乡镇精神”。托克维尔注意到，当地普通公民对乡镇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非常高。但是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普通公民不会这样热衷于公共事务。如果多数普通公民选择回避公共事务，真正的自治就难以实现。
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的概念包含着这样几个特性：第一，政治本身就是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如果缺少了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就不能称为政治。第二，公私领域的区分。雅典政治区分了今天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意味着已经存在私人空间和个人自由的概念。第三，政治的目的是追求公共之善。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关心如何塑造善的社会，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着这样一个社会。
古希腊人的政治观念中没有专制的位置。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独裁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恰恰在于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指波斯）。在古希腊人看来，专制肯定不是政治的一种类型，专制根本就不是“政治”——只有城邦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才配得上政治的称谓，这也是希腊人观念中政治的首要特征。
古希腊政治传统或欧洲文明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生活以及个人良知的领域——个人良知即个人凭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和兴趣。这种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着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即处于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对统治权力的限制确保了私人领域的存在。
由美国主流政治学者编写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也认为：“‘政治’以社会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带有暴力性质的，并且是纯粹的和简单的。纯粹的暴力更多是一种物理力量而不是政治。只有政治参与者行动的约束条件以及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指导他们行动的策略，才构成政治的本质。
西方现实主义政治观
对西方现实主义政治观的讨论，逃不开马基雅维利及其代表作《君主论》。《君主论》表述的政治哲学，后来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指一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它把政治和道德剥离开了。在马基雅维利者的眼中，政治是无关道德的。他认为，对扩大君主权力来说，统治者的恶行有时可以是好事，统治者的善行有时也可以是坏事。
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是德国思想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在1895年一个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说中，韦伯认为德国处在危险当中。在他看来，德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德国应该从经济民族转为政治民族，德国应该追求政治权力。这里的政治权力更多表现为国家与国家较量中的一种权力，它是政治实力的另一种表述。他说：
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就是“国家理由”。
德意志并非一直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四分五裂，且西有法国、东有俄国这样的强邻，在地缘政治上充满了不安全感。很多德国思想家和政客寻求德意志民族意识和领土的统一，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情境中找到某种缘由。
另一位德国现实主义学者是卡尔·施米特，因与希特勒政权过从甚密而备受争议。他在《政治的概念》中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划分敌友”。施米特说：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在他看来，划分敌友问题才是政治的本质。基于这样的思考，施米特认为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的理解是肤浅的，他本质上也是反自由主义的。他这样说：
自由主义的系统理论几乎只关心国内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为了实现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目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套阻碍并限制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方法
施米特认为，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了政治中划分敌友的问题。自由派认为所有问题和冲突都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讨论来解决。在他看来，这是自由派一种天真和幼稚的幻觉。（无怪乎会和希特勒眉来眼去）
施米特在政治与暴力关系上的观点，跟他的基本政治观是一致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事情最终无法用说服和沟通的方法来解决，而必须诉诸暴力手段。如果政治是划分敌友，那么，当人群被划分为敌友之后，人们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待敌人呢？暴力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答案。（德式硬汉，进厂打几年螺丝就老实了）
理解政治的当代观点
有几种比较流行的政治定义：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政治是关于“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他还认为，政治是关于权力的配置和分享。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是关于“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政治是“影响力的运用”。按照他的说法，政治的核心因素是权力，而权力某种程度上就是影响力。弗兰克·古德诺从区分政治与行政的角度来界定政治，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是“人们制定、维系和修正其生活的一般规则的活动”，这里注重的是政治与一般规则之间的关系。海伍德还从四个角度理解政治，分别是：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即政治被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即政治是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即政治被视为通过妥协、调解与谈判而非武力来解决冲突的方式；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即政治意味着对权力的争夺，甚至意味着压迫与征服。这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解读。
杰弗里·托马斯在《政治哲学导论》中提出了一个多维度的界定政治概念的框架，一个共同体、一个公共领域、政策选择、集体决策形式、行政和强制力机构。综上所述，政治可以被理解为发生在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公共领域、涉及采取何种集体决策形式来对公共政策做选择、并以官僚机构和军队警察作为强制力支撑的一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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